父亲回来的当天我俩唯一的对话是：「林林。」

    「嗯。」此场景发生在吃晚饭时，具体动作是父亲给我递来一个馒头。而直

    到第二天一早上厕所猛然撞见父亲时，我才叫了声爸，仿佛这才发现他是我亲爹

    似的。父亲叼着烟，边往外挪边提裤子。他惊讶地说：「起这么早？！」

    其时天已蒙蒙亮，母亲也做好了早点。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

    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对父亲，我们绝口不提。唯一的例外是三月初的一天，

    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她问及父亲的近况。我扒着白饭，

    连头都没敢抬。母亲叹口气，说还是老样子。

    「那咋行？」

    小舅妈有点急，片刻后却又说：「也是，刚出来，总要有个适应过程。」

    她这话倒没错，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

    大概过了三八妇女节，他老才出去找活。先是搭雨棚、装塑钢窗，后又跟某

    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建筑队也混过，费力不假，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可惜

    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下班回

    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

    只好不了了之。到零零年四月天空高远之时，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

    响起了猪崽的哼唧（虽然好景不长）。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我竟涌出

    一种难言的喜悦。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自打父亲出狱，母亲就没肯

    再让我上工地，「学习要紧」。当时母亲的月工资也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

    父母还吵过几架。

    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

    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

    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了嘴：父亲揣了口

    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不

    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

    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

    成了难题。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

    父亲不愿「冤情重演」，「万般无奈之下」（奶奶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

    结此事。

    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于是当晚家里就

    炸开了锅。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眼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

    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我推车进门时，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

    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有那么几天，母

    亲甚至住到了学校宿舍。

    我跑去劝她回家，母亲直瞪我：「哪轮得着你来管？」

    闹剧是怎么收场的，我死活想不起来。没准是小舅妈，没准是奶奶，也没准

    是姥爷，更没准就像所有的伤口一样，时间可以治愈一切。

    至于安置房，当然只有一套，但也并非竹篮打水一场空——好歹额外补了10

    万块钱。据我所知，至今，父亲以此为荣。

    零零年春天我害了脚气病。

    母亲怪我脏，奶奶则说：「你心思活络了。」

    如她老所言，我确实心思活络了。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忧心忡忡就像东院房

    侧香椿树抽出的新枝，悄无声息却又夜以继日地膨胀和伸展。照这么下去，我真

    担心自己未老先衰。

    关于如何治疗脚气病，奶奶宣布用啥药也不好使，她建议我每天倒立十分钟，

    「这样会经脉逆流，疏导火气」。于是有好几个月，

    每晚睡觉前我都会贴墙倒立

    十分钟。在这之后，我会打开房门，穿过遍布燕子窝的二楼走廊，蹑手蹑脚地在

    楼梯拐角杵上好一会儿。我简直是个神经病。

    父亲出狱后的那个三月晚上，我就发了场神经。然而父母房间没有任何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