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几个女知青从外面走进了小院，看到我垂首受训，远远的就和侯

    茹打招呼，又问我又犯什幺罪而受训。

    「他想偷吃转莲，正好被我看到。」她回应那几个城里的女知青说道。

    听她这样说，我几乎没反应过来，呆呆地抬头看了看她，又转头，这才发现

    那放鞋的窗台上，真的有几个收割下来的浅盘子大的转莲（向日葵）正摆在窗台

    上。偷吃生产队的转莲和偷闻女知青的鞋袜，那对于我的声名可是大不相同的。

    那一刻，我象是正在向着无底的深渊坠落而注定要死的人，突然被一只无形的大

    树挡住又活了过来似的，向着侯老师，感恩地低下头。

    那几个知青哄笑了我几句，侯老师又训斥了我几句，就让我走了。

    自从那件事后，我就特怕她，而且一直持续到日后多年。

    晚饭后，刮起了六级大风，天也阴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和妈妈吃过了晚饭，

    因为停电（我们村那时有电灯，但有电的日子反而不如没电的日子多），妈妈便

    在煤油灯下用粉笔无聊地画画，我则戴上了一个旧的耳机，听着里面时断时续的

    广播。突然，呼啸的北风中，敲门声响起来，是和我家一墙之隔的我的女同学赵

    小凤，她没进门，只是拍打着窗户通知我，到大队部接受审讯。

    我和妈妈对视了一眼，列位，你们绝对猜不到，妈妈俏丽的脸上现出的却并

    不是痛苦，而是俏皮，她向我抗挤了挤眼儿，轻松地对我说：「没什幺，当玩就

    是了。」

    多年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搞不懂，这是妈妈故意对我表现的轻松呢？

    还是她真的就没把这挨批斗当成一件什幺了不起的事儿。

    我出了门，赵小凤还在门口等我，夜风中，她背着小巧的美式卡宾枪，瑟瑟

    地卷着娇小的身子，竟然让人生出一股怜爱。

    「走。」她冲我说了一个字。

    我说，「走哇。」

    她用对待阶级敌人的口气，用枪冲我指了指，「前边走。」

    于是，她持枪在后面，我在她的前边，顶着怒号的北风到了红卫兵大队部。

    吃惊的是，我以为全校的所有四类子弟都要来的，可这时的大队部只有赵小

    凤一个人。

    见到没有别的人，我稍稍放松了一路紧张着的心，问她，「赵富春（也是准

    备挨批斗的四类子弟）他们怎幺都没来呀？」

    她是播音员，这个大队部，同时也还是全村的广播站。此时的她正在摆弄着

    扩音器，见我问话，便头也不回地回答我，「就你一个，人家表现都比你好，用

    不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