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黄宗伟写了很多封信,他一次都没有回复我。
黄宗伟在东翰林村已经没什么亲人,但老家的房子还留着。前段时间,他回去找人翻修家里的祠堂,又随便收拾了一下院子,几间小屋子终于干净一点,勉强能住人。除了门槛有点旧,他不愿意换,说每一次走过,都是大踏步迎接新的好运。
我出门的时候,黄宗伟刚从金山寺祭祖回来,手里拎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撕得乱七八糟的用来装订香火的包装纸。他的另一只手臂抱住自己的儿子,陪他的女人叫阿兰,是他的老婆,我们当时没见过几次,后来见得比较多——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小孩,推着一只婴儿车。
他见到我没什么感觉,也没有打招呼的意思,反而是他老婆阿兰问他:你同学吗?他才如梦初醒,喉咙里哦了两声,眯眼笑着向我伸出手:好久不见。比起我上一次见他,他又发福了,整个人珠圆玉润,只有皮肤还和小时候一样白。他现在经常胳膊下夹着皮包,在村里来回跑,活脱脱一副大老板的样子,身形、模样都和小时候相行见远。
还有他的三个儿子。黄宗伟和他老婆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但是我总分不清。他请我来家里喝过一次茶,他的儿子们在里屋睡觉。我们拉了几句家常,他带我去房间里看他儿子。黯淡的灯光映照在他慈祥的脸上,他垂下眼用手指给我看,轻声介绍哪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姓名由来有什么缘故。
从军,从政,从商。黄宗伟跟我讲。刚好三胞胎。他的神情柔和,不知道是灯光的效果,还是他的体态对他的影响,他身上没有小时候那股冷淡的感觉,整个人变得很亲切。我不想听他讲他的孩子,我认不清,也不感兴趣,我想听他讲讲他自己,我和他没有联系上的那一段时间,他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但是他说:我们出去吧。
他拉上房门,最后隔着门缝看了一眼他的儿子们。我问他:你现在在哪里?他不告诉我他的地址,他在广宁市开了一间化工厂,但从未跟我说他住在哪里。我问了好几次,他搪塞我,最后没办法,说自己也不知道。
居无定所。他说。现在的地方住一段时间,很快就会搬走。他看着我的眼睛,他明白我不信,可只要他给我一个借口,不管我信不信,我都不会再问了。他又说:不要来找我了。
我没找他,我只是给他写信。一九九八年,已经过了三月五日,他三十三岁,我三十三岁。他在广宁市当老板,我在广州市当化学老师。我接连不断地给他写信,用过的信纸摞在一起有两指高。我给他写信就像写日记,信里的内容毫无营养,记一下最近的感受,又记一下最近吃的东西。我不写开头的问候,不写署名,只写内容和日期,所有的信都寄到黄宗伟在东翰林村的住址,没有人收,我就让中叔代收,放在他家曾经用来装糖的铁皮盒子里。
中叔问我什么时候给他,我说随便,扔了也可以。中叔没有扔,糖盒子被他藏在床底下的抽屉里,和那些针线包存折放在一起。后来越写越多,信放不下了,他又取出一块新盒子,跟原来的盒子排在一起,压住他的存折账单,还有家里重要的证件。
那些信照例没有人看。
我依旧坚持不懈地写。
我不了解黄宗伟在干什么,我只能写我自己,这是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广州很无聊,教书很无聊,化学很无聊,我的人生按部就班,一年半载几乎没有任何波动。我经常臆想黄宗伟在干什么,他一定过着比我更刺激、更随心所欲的生活。这样的想象激发了我的好胜心,我摒弃了先前的平铺直叙,开始在信里杜撰自己的经历。
我编造教书时班里小孩子的调皮、同事间的勾心斗角、学校里不合常理的规定;我编造天安门前的广场人山人海,大家星期一都在等早上六点的升旗仪式,我写这件事的时候特地暗示:工作之后我很有空闲,经常去那里玩其实我没有去北京,之后可能也不会去;我还编造我的相亲史,相亲对象是一个开服装店的女人,满嘴听不懂的沪语,很有意思。我编了很多话,编到后面自己也信了,越写越潦草,越写越生动,像写一样。
直到一天晚上,我点着灯,在纸上写我刚吃过晚饭,今天白天有邻居结婚,晚上会放烟花。我问他吃饭了吗,又问他最近在忙什么,问东问西,我发现我能说的很有限,那张纸还余三行空白。
可我什么也编不出来了。我决心要给他写满整整一面,我的笔头在纸上点了半天,给他写下三行我爱你。刚开始很艰难,随即一发不可收拾。写到结尾处,我的笔迹飘逸疯狂,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意思,但结合上文,都是相同的三个字: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如果黄宗伟看到这段话,一定会觉得我有病、很恶心。这就是我想见到的。我想看到他满脸嫌恶,最好因为这些令人作呕的告白,吐在我的信纸上面。但他不会看,很没意思。我明知道他不会看我还这样写,我是一个相当无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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